职场案例┃公众公司-御财府

最近沸沸扬扬的王石及其万科事件，其中王石及其团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认知误区：“公众人物”与“公众的人物”不是一回事。

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公众”多指其广泛的社会认知度与影响力，但从商业经济的角度看，更具体地讲，从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逻辑讲，“公众人物”与“公众的人物”有着公私之分。王石去爬个山什么的，这是作为“公众人物”挺酷的一件事。但是，作为“公众的人物”，这里有个万科公司的风险管理问题。

想象一下，梅西因为输了美洲杯，为找刺激，去玩个高台滑雪什么的，巴萨俱乐部能同意吗？如果巴萨主席真的准了，万一把脚摔断了，巴萨的球迷一定会让俱乐部主席辞职的。这就是“公众”行为与“公众的”行为的区别。前者你可以尽情展示行为艺术，而后者却有很多法律制约。现在想想，我和我们公司CEO出差不能同坐一架飞机，这不是矫情，是怕输不起官司。

一个公众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定义就是：在资本市场上圈了人家的钱的公司。拿了人家的钱去投资经营，你就要受一定的“公约”所管制。这个公众的意思不是炫什么社会影响力，更多是一种对公众负责的信托责任。美国作为资本市场发展最成熟的国家之一，在这方面有好多约束上市公司的条规，有些还相当严苛。

许多国内公司去到美国上市后，立刻水土不服。据统计，2001至2010年的十年间，共有 42家中国赴美上市公司涉嫌83 起违法违规案件，到了2011年一年就徒增到39起。诸如虚假陈述、IPO文件造假和内幕交易等等。其中UT 斯达康因为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受到美国证监会和美国司法部各150 万美元的罚款。

上述的《反海外腐败法》，其实门槛极低。像我们公司就此参照的规定是：与任何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送礼不得超过50美金的等价物。我们当时就有这样一个有趣讨论：我老爸是当地负责环保监督的公务员，我拿公司年终抽奖获得的印有公司标记的镀金钢笔（市价500元）拿回去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老爸，这是否触犯了美国的海外腐败法？讨论结果：写邮件问总部法务专家。

再说个典型案例。作为国内最大的海上石油生产商，中海油2001年分别在纽交所和港交所上市。2011年6月4日和6月17日，中海油作为控股方的渤海蓬莱油田相继发生2起溢油事件，但直到7月5日才通过中国国家海洋局对外界披露相关信息。这按中国标准太正常不过了，一个月内披露堪称表率了，但这已经违反了美国联邦证券法关于信息披露的条款。结果在美国一律师事务所的牵头下对中海油发起了集体诉讼，在这个消息的影响下，中海油在2011年9月6日下跌了9.39美元。

事实上曾有一些吊诡的案例，中国的外企在美国的反腐败法调查中其高管已经认了行贿罪，细节通报中国的相关机构后，当局居然不按受贿最追究当事官员。中美之间因为标准不同的争议远不止这个。

2014年一个很大的纠纷就是在中国执业的四大会计事务所是否有权拒绝美国证监会索要上市公司审计底稿的要求？按中国规定，四大会计事务所不得交出中国公司美国上市的审计底稿。好吧，美国证监会干脆封杀四大中国所暂停审计美上市公司六个月。

其实，这也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公司的。看看下面这张表就知道，有多少国际知名公司都摔过跟斗。

所以，在成为一个公众公司之前，你要想好了：我准备赔上的时间与费用是不是值得？特别是，我面对有可能失去控制权的风险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其实，就算后悔了，也没事。实在不行，退市就是了。

美国著名的戴尔电脑，创始人麦克戴尔在战略主张屡屡被董事会否决之后，感觉这戴尔公司不再是戴尔的了，于是干脆回购股票又变成自己的公司了，这也是一种玩法。但只要还是公众公司，相关的法规就像紧箍咒套在了头上。

成为公众公司就意味着变身为公众的公司，而公众的具体范畴又决定了不同的监督力度和参与度。成熟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很有点政治体制中的共和味道：不管少数团体拥有几票，每一票都起着对多数者滥用职权、以大欺小的制衡作用。也许自上而下的政体变革困难重重，经济市场的机制渗透也许可以成为水到渠成般的另类途径。